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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又搞大了

       2010年高考的硝烟还未散尽,日前,北大又迫不及待地推出了2011年“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的招生方案。而此时,正是很多省份公布高考成绩填报大学志愿的关键时刻,全国众多大学都还在为争取高分考生而绞尽脑汁,其中甚至不乏校长、书记亲往火线“督战”的例子。不难推想,当他们在阵前看到这则新闻时,除了为北大再次“敢为人先”的精神震撼并感到自己后背发凉外,恐怕也不得不硬着头皮紧锣密鼓地推出自己学校20年的招生方案——今年高校招生还只开个了头,明年新一轮的招生大战居然一触即发!
  与去年11月份北大首次推出的“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方案相比,2011版的新方案可谓了无新意。表面上,北大依然希望中学校长推荐那些“综合素质全面、学科成绩突出、志向远大、具备发展潜能、社会责任感强的高中毕业生”;实质上,在这些“大词”的背后,目标还是抢夺高分生源。只不过,这次“掐尖”启动的时间更早,范围更大,由去年的13个省扩大到了全国范围,“作战”方式也从定点轰炸改为地毯式轰炸。
  去年,为了追求形式公平,免除舆论谴责,中学校长们实名推荐给北大的学生,几乎都是年级成绩排名最靠前的学生,今年应该也不例外。即便北大通过实施中学校长推荐制,确实网罗到一批尖子生,但这一如意算盘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估计也超出北大的预料,超出那些以为改革现行高考制度就会带来更大教育公平的人们的善良愿望。北大的招生方案,其实已经在“明示”中学生们:如果你以后要考北大,那么从高一开始就要积极准备应试,只有这样,才可能在高三只开了个头的时候,在校长推荐中“中彩”。
  过早地挑起招生大战,北大此举将不可避免地使高考的压力再次下行。而这种层层下压的趋势再发展下去,以后推出初中校长推荐制、幼儿园园长推荐制也未可知。
  不得不佩服北大,这些年来在学术之外的活动中,它一直善于“推陈出新”。北大20年的中学校长推荐制方案,是2010招生方案的“升级版”,其所牵动和折腾的,其实不止是可怜的高二或高一的学生。这就像微软发布WINDOWS升级版软件的“定律”一样——每次升级都需要更高的配置来支持,都要消耗更多的资源。同样,这一次,被北大“动员”起来的不仅仅是那些学生,还有全国无数所中学的校长,他们将不得不参战,为荣誉而战。试想,若是自己的学校不能入选北大的这个大名单,还有何颜面见当地的父老乡亲?北大去年第一次推出这种招生游戏,只在13个省份预热,全国参与申请的400多所中学中只有39所学校入围,已经引起不少名牌中学的“抗议”。今年,全国所有省份的中学都可以参战,自然会有更多的中学加入这一战团,这种“火烧连营”的状况自非我等局外人所能想象,但可以预计的是,面对北大这一声残酷的集结号,最后可能会有不少中学校长“因病辞职”或干脆就“引咎辞职”。
  让人一直匪夷所思的是,按照北大招生方案,成为校长推荐人选且面试合格后就可“在高考录取时享受北京大学一批次录取线下降30分录取的政策”。对于那些渴望进入北大的学生来说,这是个很大的“诱饵”。但这一招生政策背后的逻辑却是荒谬的:这些在考场上本来就很“能征善战”的考生,却可以“富者愈富”,既然这样,加分的意义又何在呢?而我个人认为,高考的公平性和权威性也就在这些“挖墙脚”的举动中开始渐渐流失。
  这些年来,随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教育之风愈吹愈烈,上好下行之际,为争取各种资源,众多大学怪招叠出,北大常常是这些怪招的始作俑者,这就不能不让人为之侧目,同时也为之感到失望甚至厌倦了。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北大通过这次“升级”,又可以把自己的名气进一步搞搞大了。 张生
 

状元智慧出自寻常心

       “可能将来状元只是为非状元打工。”说这话的是江苏省姜堰中学高三学生姜曾明。这位平时学习成绩并不是非常突出的学生,在今年高考中有幸成了江苏省的文科状元。这是很令人钦羡的。然而,“状元”这顶桂冠并没有让家在农村的姜曾明欣喜若狂。
  每年高考结束后,全国各地都要爆炒一番高考状元。这种爆炒,其实是成人世界的一厢情愿,已经令高考状元们感到非常厌烦。可又有谁去顾及他们这种感受?
  “我看现在成功人士没有几个是高考状元,30年来的高考状元根本就没有几个非常杰出的人物。你的考试成绩不能说明一切,它只是你能力很小的一方面。你可能有其它能力,比如商业上有独特的潜质,那些所谓的状元最后可能是为你打工的。社会上对于状元这个东西很关注,但是我觉得过热了,也没必要。”姜曾明说了一句大实话,个中道理谁都能够明白。作为一名尚未踏上社会的学子,姜曾明对未来社会已经有着非常理性的认识,难能可贵。可叹的是,他的这番话未必能够给年复一年的状元炒作降温。不信等着瞧,今年唱罢,明年此时又会登场。
  透过炒作高考状元的热闹表象,可以发现意并不在状元本身,说是炒作高考状元,不如称炒作教育政绩。政绩是一个令人向往的东西,既能与利益挂钩,又能与仕途相涉。“考上状元并没有什么值得太过关注的,考试肯定会有一个人考第一,我觉得自己是侥幸,根本没有想到能考上状元。”姜曾明的话代表了绝大多数高考状元的心声,然而在教育政绩面前,姜曾明们的声音太微弱了。 薛建国
 

大学生创业难“卡”在哪里

       教育部长袁贵仁近日在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视频会议上说,今年全国大学毕业生人数将达630万。这一数字意味着在全球金融危机下,大学生的就业形势将变得更加严峻。
  每年教育部都对大学生就业形势感到不容乐观,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常态。按道理说,中国经济每年即使以8%的速度增长,600多万大学生的就业也应当不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然而,我们经济的高速增长竟然容纳不了600多万大学生就业,这就值得认真检讨一下:大学生就业难“卡”在哪里?
  有人认为,大学生就业难“卡”在大学生创业率太低、成功率不高。从有关统计数字上看,我国大学生毕业当年的创业率不到1%,和很多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相比,这个数字是非常低的。统计还表明,中国大学生初次创业成功率仅为2.4%。于是乎,大家开始找原因,认为大学生创业理念、创业文化、创业观念、创业意识有问题,现行体制机制、配套政策也有问题。根源顺着教育体制挖到应试教育,顺着政府管理挖到政策不力。
  应试教育估计几十年也改变不了,暂且不论。有些政府管理方面的问题,应当好改一些。世界银行《2010年企业经营商业环境报告》披露:在加拿大成立一家公司只需要1个程序5天的时间。在中国内地,则需要14个程序38天。中国香港3个程序6天。美国6个程序6天。创业有时需要激情和冲动,走完14个程序38天之后,基本上已经进入“创业冷静期”,再也不想干了。
  全社会对大学生创业有一个认识误区,一谈创业就要高新技术领域、学习专业对口等等,以为大学生如果开饭馆、卖猪肉,或是办一所幼儿园就算不上创业。实际上,中国的服务业每年容纳几百万大学生就业或创业并不困难。真正的困难是很多服务领域人为设置的各种障碍太多,垄断太多。有的地区老百姓为送孩子上幼儿园排队8天8夜,这需要政府出面,组织大学生创办一些幼儿园。凡是老百姓有困难、有需求的地方,都是大学生可以就业与创业的地方。银行解决不了排队问题,难道不能允许大学生开办小型金融服务公司?很多服务领域高度垄断,自己解决不了群众困难,又不许别人染指,参与服务竞争。大学生就业与创业的机会不是没有,是有一些人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
  我认识京城“二爷”,一个“罩爷”一个“套爷”。“罩爷”张荣明上大学是北京钢铁学院,毕业分配在首钢,后自主创业,开了爱慕内衣公司,现在是国内内衣品牌的老大。“套爷”文津风在北京师范大学读经济,研究生毕业,自己开办亚当夏娃性用品商店。他们的创业,似乎都与学校教育无直接关系,却又都把所学知识应用到创业之中。
  中国人特别喜欢美国的硅谷,认为那里出创新人才,出高科技。其实,硅谷最初就是“蚁族聚居地”,相当于北京海淀的唐家岭,而不是后来的中关村。硅谷是斯坦福大学的一块附属地,因为地偏价廉,很多大学生毕业住到那里,年轻人凑到一起办公司,几乎没有什么房租压力。好比通州宋庄,房租便宜,不知名的年轻画家聚在一起创作。创新和创作都需要同气相投的人聚在一起,切磋琢磨,互相启发,碰撞出思想火花。如果住在城区内,睁开眼睛就欠着一大笔房租,只能出去干赚钱快的营生,哪有时间发明创新,或潜心创作?又想让自己的土地房价最贵,又想让住在这里的年轻人创业、创新、创作,鱼与熊掌兼得,美国人也办不到。 苏文洋
 

大学生掏粪工与嗡嗡祖拉

       在临近毕业的日子里,任何关于大学生就业的新闻都能引起足够多的注意,更不要说有人要招大学生作掏粪工了。
  据报道,温州市2010年市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的报名工作近日结束。令网民吃惊的是,该市环境卫生管理处对计划招聘的8个“粪便处理工”岗位提出了大专以上学历的要求。而更令人瞠目的是,这一只需手动掏粪的岗位竟引来1102人报名,招聘人数与报名人数之比接近1∶140。
  这样的新闻当然吸引眼球。有人称赞说这表现了大学生择业观的改变,有人质疑大学生究竟“掏的是事业还是编制”,还有人则把矛头指向温州市人事局,称这种行为是彻底的学历崇拜。
  读完新闻仔细想想,觉得温州市人事局其实也有点冤。因为据称温州市人事局此举也是为了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充其量也就是好心办了不合适的事情。如果此次是招聘大学生到粪便处理自动化处理乃至研发岗位工作,这条新闻的争议也许就不会这么大了。可要在现有岗位之外为大学生创造更多岗位,显然又不是一个市人事局所能完成的使命。循着这个思路发散开去,我们也许能找到大学生就业难的更多原因:除了专业设置不合理外,还在于我国人力资源市场、产业结构对高端人才的吸纳能力不足。
  就业市场中虽然遵从双向选择的原则,可对于大部分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来说,他们在这场选择中仍略处下风:首先要有岗位的需求,然后才有选择和被选择的可能。可现在的情况是,每每就业出了问题,板子总是打在学生和高校的身上。高职生高就业率的新闻也总是被有意无意地与大学生就业难摆在一起。而麦可思2009年发布的《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报告》显示,就业率最高的高职专业大都分布在传统产业,而酒店管理、治安管理、财务管理、计算机辅助设计等与第三产业相关的专业在就业中普遍遇冷。高职生就业率高,也许离不开传统产业仍然大行其道的因素。而吸纳高端人才最多的第三产业,在我国仍远远落后于第一、二产业,不能不说是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之一。
  如果把思路再发散一点,回到这些天酣战正激的世界杯。中国队没有闯进世界杯,中国制造却在南非的足球场随处可见:吉祥物小猎豹产自广东,比赛用球产自江西等地,球迷服和各国国旗也大多产自中国。而最火的要数满场呜吱乱叫的嗡嗡祖拉,它们同样出身中国制造。虽然加工这些产品利润微薄,但处于产业链低端的中国代工者却不得不加班加点。看着代工者们正忙碌着的图片,有时会生出幻觉:会不会哪天这些代工者们也看不下去大学生就业难而开门接纳那些年轻的学生?又或者加工生产线上已经不乏年轻大学生的身影?忽然想起郎咸平说过的一句话:谁说产业链跟我们大学生就业难没有关系? 徐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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